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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慧麟﹕華叔被檢控引起的思考──建構本土法律史論述的基礎

【明報專訊】民主派大老司徒華因為出席民間廣播電台節目而被控違反《電訊條例》,鬧上法庭。另一邊廂,其他嘉賓如張炳良、蔡素玉等卻可置身事外,各界均批為選擇性檢控。令我想起一件往事。

1991年發生了一宗著名案件:R v Li Wing Tat and others (1991) HCMA 1286/90。對,被告就是現時民主派大老李永達、楊森及何俊仁等人。他們被控違反《簡易治罪條例》,在街頭非法使用揚聲器「嗌咪」籌款。

本土法律 為強化殖民管治

當 時社會群情洶湧,批評此案為選擇性檢控。因為在89年六四事件後,市民關心香港民主發展,不少社會團體借機在街頭嗌咪籌款,但政府卻只是檢控李永達等人。 案件一審時,裁判署判李永達等人有罪。被告不服,上訴到高等法院。當時按察司楊鐵樑罕有地「坐堂」,除判處李永達等人無罪外,更批評控方濫用法院程序 (abuse of court process)。雖然後來有法界人士質疑,楊官為求釋放被告,曲解「濫用法院程序」一詞,但楊官的判決卻為政府拆掉了一個計時炸彈,亦令日後所有市民上 街合法「嗌咪」,掃除了法律障礙。

華叔案件點出了本土法律的本質:法律是政府管治香港的工具。我在上一篇思潮文章中,已點出相關問題。我們只要認清這個本質,就可思考怎樣建構本土法律史的論述。

首 先,我們要了解本土法律如何配合殖民管治,成為治港的工具。香港的殖民法律制度,本質上是由一個外來政權,利用不平等條約,把英國普通法強加於香港人身上 的。從法律術語來說,是一種非自願的法律移殖(或繼受)。因此,殖民地法律必然是歧視、監視,甚至壓迫港人,目的是協助英國對當時的大清國進行經濟剝削。

正 因本土法律具有剝削資源、強化殖民管治的政治目的,研究本土法律史時,就不能單純地利用傳統的法律分析工具。過往研究相關問題的著作大致分為兩類,第一種 是由英國人書寫的本土法律書籍,如唯一撰寫香港早期法院歷史的港府前經歷司James William Norton-Kyshe,是以英國殖民角度,描述香港法院的成立經過,重過程而輕批判,特別覑重英國法律的技術操作。另一種法律著作是以批評為主,但書 寫的角度側重共時性,而非歷時性。一般的書寫方法是以英國的某一條法律或原則為標準,再用這些標準來審視香港殖民地法律,經比較分析後,再指出香港法律有 哪些部分不符合英國或世界標準,最後就要求香港法律改革,追上英國或國際水平。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的報告,可算典型。

管制大氣電波 壓制多元聲音?

這種重共時輕歷時的原因,源於英國書寫判詞的慣例。因為普通法的法官,在撰寫判詞時有一套特定的思維模式:一般先就法律爭議條文尋找過往案例,再參考英國或其他先進普通法地區(如加拿大及澳洲)的相關法律及案例,最後才審視案件本身的特殊情及香港法例作出裁決。

影 織所及,這種思考模式令本土學者批判香港法律時,往往把議題簡化為「香港Vs國際」或「香港Vs英國」的二元對立。由於這種批評方式,忽略了香港法律,是 為了殖民管治服務的本質或需要,於是在這種思維下,香港法界人士往往只集中批評,港法如何落後世界,而忽略一些更深層次的討論。

因此,在建構本土法律史的論述時候,有必要從歷時性及有助殖民地管治的角度,研究法律條文制定的沿革和背後的政策思考。

以政府檢控華叔的事件為例,我們批判政府利用《電訊條例》「選擇性檢控」的同時,亦應探討二戰後殖民政府為何分配那麼多頻譜給官辦的香港電台?在FM廣播分配頻譜時有沒有刻意排除反英及親北京的勢力?政府如何透過立法,管制大氣電波從而壓制多元聲音?

另 外,在審視本土法律史時,更必須注意法律在推動官商勾結和香港式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。正如英國其他殖民地,香港政府在經濟立法上,不單傾向英資公司, 亦透過法律確保行業壟斷、切斷競爭、提高進入市場門檻、繞過立法監察、更多行政酌情權的方式,推動大財團的發展,令香港各大公司壟斷主要行業,壓縮本土中 小企。

例如我們可從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的歷史演變中看到,地產商透過城規會審批機制,壟斷土地資源,令地產商變成香港經濟財閥,甚至控制各行各業。

第 三,在建構本土法律史的論述時,亦必須覑重殖民地政府,如何利用傳統習俗來強化對本地人,特別是對新界的管治。在兩岸三地的法律區域之中,只有香港仍然使 用「大清律例」作為處理涉及新界土地、遺產、婚姻習俗出現的糾紛。縱觀其他法域,例如台灣的法院,在處理有關訴訟時,既會用民法,亦會參考台灣民事習慣調 查報告(從1930年起,均有不斷更新的報告出籠,最新的為04年法務部出版的重排版)並依當地習慣處理;至於內地則使用民法,極少使用習慣法。

立法確保行業壟斷

反之,在香港,一套由滿洲人制訂,用作管治及監視漢人的「大清律例」,卻成為香港處理新界土地糾紛的工具,結果令新界鄉民(特別是男性)主宰新界土地發展,排除女性享有土地發展的權利。英國給予新界鄉民特權的原因很簡單:為了有效管治,透過新界條例將這些特權法律化。

站在歷時性的角度來建構本土法律史,有助解釋香港法律的不公義之處,從而進一步理解,殖民地的部分法律,儘管不合時宜,至今仍然存在的理由。

閱讀:

書名:大清律例與清代的社會控制

作者:沈大明

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法律系哲學博士

浸會大學人文學科課程兼任講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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